這首詩，就是作者在《與元九書》中所說的使“握軍要者切齒”的那一篇，大約寫于元和四年（809）。

當時，詩人正在長安做左拾遺，為什么會宿紫山北村呢？開頭兩句，作了說明，原來他是因“晨游紫閣峰”而“暮宿山下村”的。紫閣，在長安西南百余里，是終南山的一個著名山峰?！靶袢丈渲瑺€然而紫，其峰上聳，若樓閣然?！痹娙酥砸俺坑巍?，大概就是為了欣賞那“爛然而紫”的美景吧！早晨欣賞了紫閣的美景，悠閑自得往回走，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，碰上的又是“村老見余喜，為余開一尊”的美好場面，其心情不用說是很愉快的。但是，“舉杯未及飲”，不愉快的事發(fā)生了。

開頭四句，點明了搶劫事件發(fā)生的時間、地點和搶劫對象，表現(xiàn)了詩人與村老的親密關系及其喜悅心情，為下面關于暴卒的描寫起了有力的反襯作用，是頗具匠心的。

中間的十二句，先用“暴卒”、“草草”、“紫衣挾刀斧”等貶義詞句刻畫了搶劫者的形象；接著展現(xiàn)了兩個場面：一是搶酒食；二是砍樹。

寫搶酒食的四句詩，表現(xiàn)出暴卒、我和主人的三種不同表現(xiàn)?！皧Z”和“掣”兩個詞，包含著一方不給，一方硬搶的豐富內容，不應隨便讀過。詩人用這兩個詞作“詩眼”，表現(xiàn)出“我”畢竟是個官，敢于和暴卒爭，但還是敗下陣來，這就不僅揭露了暴卒的暴，而且要人們想一想暴卒憑什么這樣“暴”，為結尾的點睛之筆留下了伏線。

寫兩個搶劫場面，各有特點。搶酒食之時，主人退立斂手；砍樹之時，卻改變了態(tài)度，這是為什么？詩人為了揭示其心理根據，先用兩句詩寫樹：一則指明那樹長在中庭，二則稱贊那是棵“奇樹”，三則強調那樹是主人親手種的，已長了三十來年。這說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，遠非酒食所能比擬。暴卒要砍它，怎能不“惜”！“惜不得”，是“惜”而“不得”的意思。于是，發(fā)自內心的“惜”就表現(xiàn)為語言、行動上的“護”，雖然迫于暴力，沒有達到目的，但由此卻引出了暴卒的“自稱”和“我”的悄聲勸告。

結尾的四句詩，在當時很好懂；時過一千一百多年，就需要作些注解，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義。所謂“神策軍”，在天寶時期，本來是西部的地方軍；后因“扈駕有功”，變成了皇帝的禁衛(wèi)軍。德宗時，開始設立左、右神策軍護軍中尉，由宦官擔任。他們以皇帝的家奴掌握禁衛(wèi)軍，勢焰熏天，把持朝政，打擊正直的官吏，縱容部下酷虐百姓，什么壞事都干。元和初年，憲宗寵信宦官吐突承璀，讓他做左神策軍護軍中尉；接著又派他兼任“諸軍行營招討處置使”（各路軍統(tǒng)帥），白居易曾上書諫阻。這首詩中的“中尉”，就包括了吐突承璀。所謂“采造”，指專管采伐、建筑的官府；“采造家”，就是這個官府派出的人員。元和時期，經常調用神策軍修筑宮殿；吐突承璀又于元和四年領功德使，修建安國寺，為憲宗樹立功德碑。因此，就出現(xiàn)了“身屬神策軍”而兼充“采造家”的“暴卒”。做一個以吐突承璀為頭子的神策軍人，已經炙手可熱了；又兼充“采造家”，執(zhí)行為皇帝修建宮殿和樹立功德碑的“任務”，自然就更加為所欲為，不可一世。

詩是采取畫龍點睛的寫法。先寫暴卒肆意搶劫，目中無人，連身為左拾遺的官兒都不放在眼里，使人不能不產生這樣的疑問：“這些家伙憑什么這樣‘暴’？”但究竟憑什么，沒有說。直寫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愛的奇樹被砍而忍無可忍的時候，才讓暴卒自己亮出他們的黑旗，“口稱采造家，身屬神策軍”。一聽見暴卒的自稱，就把“我”嚇壞了，連忙悄聲勸告村老：“主人慎勿語，中尉正承恩！”諷刺的矛頭透過暴卒，刺向暴卒的后臺“中尉”；又透過中尉，刺向中尉的后臺皇帝！

前面的那條“龍”，已經畫得很逼真，再一“點睛”，全“龍”飛騰，把全詩的思想意義提到了驚人的高度。

（霍松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