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宋代興起的獨立解經(jīng)的疑古風氣中，有些學者已經(jīng)認識到傳疏的曲解之處。蘇轍在其《詩集傳》中即已指出：“桓公之世，陳人知佗之不臣矣，而桓公不去，以及于亂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，以為智不及其后，故以《墓門》刺焉。夫，指陳佗也。佗之不良，國人莫不知之；知之而不去，昔者誰為此乎？”姚際恒稱蘇氏“可謂善說此詩矣”（《詩經(jīng)通論》），吳闿生《詩意會通》也指出《毛詩序》“無良師傅云者”，“與詩‘夫也不良’句初不相蒙，而拘者遂以‘夫’為斥傅相，此陋儒之妄解”，“詩既刺佗，‘夫也不良’自指佗言，豈有以斥師傅之理？子由正之，是矣”。在說詩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詩為刺陳佗者，如朱熹《詩集傳》即稱：“所謂‘不良’之人，亦不知其何所指也?！贝奘觥蹲x風偶識》也認為“以《墓門》為刺陳佗則絕不類”，“此必別有所刺之人，既失其傳，而序遂強以佗當之耳”。
作為一首政治諷刺詩，此詩僅兩章十二句，短小精悍，四字齊言的詩句斬截頓挫，傳達出指斥告戒的口吻。兩章的開頭以動植物起興，其象征意義耐人尋味，表現(xiàn)出詩人對惡勢力的鄙夷、痛斥，但國家依然壞人當?shù)?，多行不義，故每章的四、五兩句以“頂針”手法將詩意推進一層，轉(zhuǎn)為感嘆，憂國之意可感。此詩可謂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。